二二八事件是台灣於1947年2月至5月間發生的大規模流血事件,又稱為「二二八大屠殺」、「二二八事變」。二二八事件的導火線是1947年2月27日,台北市的一件私煙查緝血案。此事件觸發2月28日台北大批市民的請願、示威、罷工和罷市。同日,包圍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的請願市民遭駐署的衛兵攻擊,事件因此由請願轉變而為對抗公署的政治性運動,並觸發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後所累積的省籍、族群衝突。抗爭與衝突在數日內蔓延全台灣,最終導致國民黨軍隊鎮壓。此事件中,造成許多台灣平民傷亡;而死亡人數有少於一千人至萬餘人乃至十數萬人的概估。

二二八事件於戰後不到一年半之間發生,並非單一因素所能解釋。即使在事件發生地台灣,對二二八事件的原委也存在不同的認識。其中,由二二八事件受難家屬、官方與名學者支持組成的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指出,二二八事件發生主因是:當時統治台灣的執政者國民黨政府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治台政策不當及不講求改革之道、事件後擴大鎮壓、實施清鄉、逮捕槍決知識菁英和民眾,種種行為亦造成二二八事件影響長達數十年。該基金會同時指出,國民黨貪官污吏是二二八事件的真正元兇,而最終責任則會追究到蔣介石。而當時許多由中國來台觀察的人士的觀察也很類似。

前民進黨不分區立委林濁水則認為,當時國民黨接收台灣的官員統治水準在「全中國」算是最佳,根本原因是國民黨政府無能統治台灣;此外,也有國民黨內部派系鬥爭製造、加劇衝突之說。

二二八事件的發生當時與台灣獨立運動並無關係,不過仍為日後台灣獨立運動的興起的原因之一。

導火線與台北的動亂
1947年2月27日,「台灣省專賣局台北分局」查緝員傅學通、葉得根、盛鐵夫、鍾延洲、趙子健、劉超群等六人及四名警察,在台北市的天馬茶房前,發現一名40歲並育有一子一女的婦人林江邁正在販賣私煙,查緝員沒收林婦所販賣的香煙及身上所有的錢財。而林婦表示家計困難而跪地求饒。但是查緝員一直堅持不讓步,使周圍民眾越聚越多,之後林江邁被查緝員以槍托公然擊傷頭部。民眾目睹此景後,因憤怒而將查緝員包圍,傅學通等人開槍示警,卻失手擊斃了市民陳文溪。激憤的群眾在當天晚上包圍警察局,要求懲兇,但由於警察局長官包庇下屬,民眾得不到滿意的答覆。

隔天2月28日,因為前一天的事件,台北市部分地區展開罷工、罷市,許多市民除了前往肇事查緝員所任職的專賣局分局抗議之外,還要求公賣局分局長歐陽正宅下臺負責。群眾抗議中,發生零星焚燒事件並造成一名警察死亡。之後抗議群眾集結於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門口請願示威,過程中公署衛兵對市民開槍並造成傷亡,使民眾情緒更為激昂。抗議民眾因此轉進公署附近的台北新公園(今二二八和平公園)繼續示威集結,並同時在位於新公園內的台灣廣播電台,廣播報導事件始末。至此,長期對中華民國政府不滿情緒,加上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處理不當,因而從3月1日起,終於爆發了全島性的反抗政府事件。

隨著1970年代後半興起的黨外運動、1980年代的自由化,台灣民間渴望平反二二八的聲音逐漸出現。1987年,陳永興、鄭南榕等人串連數十個海內外台灣人團體成立二二八和平日促進會;1989年,全台第一座二二八紀念碑在嘉義市建立,由市府提供土地、民間人士捐款設計建築完成,碑文中呼籲:「政府公佈事實真相、平反冤屈、安慰受難者家屬、興建紀念碑、制定二二八為和平紀念日。」‎‎台灣進行民主化以後,原本被視為禁忌的二二八事件開始受到政府的平反。1995年,當時的總統李登輝首先代表政府向所有二二八事件的受難者家屬公開道歉。同年10月21日,行政院成立的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正式運作,行政院政務委員張京育任首屆董事長。
1996年,擔任台北市長的陳水扁宣布訂定二二八事件紀念日,並把二二八事件主要發生地點之一的台北新公園改名爲二二八和平公園,於公園內設立紀念館和紀念碑。以「二二八和平紀念碑」為名的該紀念碑,除碑文外,另有水路、橋、始石、跳石、終石、陽石、陰石、甕、手印、水池、曲折入口、岩壁、船身鋼鐵等建物設置。這些建物表達該事件歷史事件的終了、記憶起始、哀慟、寬恕、停留緬懷、悼念罹難者、低頭沈思、族群融合等隱含意義。
同年,台灣最高行政機構-行政院通過訂定2月28日為國定假日。除了政府之外,中國國民黨前後任主席連戰與馬英九也都曾在2003年與2005年,就此事件而向台灣人民公開道歉。其中,外省籍知名政治人物馬英九並於2006年將此事件定調為「官逼民反」。
1997年2月28日,台北228紀念館於台北市二二八紀念公園內開館。
2002年3月23日,全台第一座私人的二二八紀念館--阮朝日228紀念館成立,作為南台灣二二八歷史研究之據點。
2007年2月28日,二二八事件屆滿六十週年,國家級的二二八國家紀念館(原臺灣教育會館)將在當日正式揭牌成立,預定於2008年2月28日開館營運。

在解嚴前的台灣,二二八事件在發生後的四十年當中,始終是一個高度的政治禁忌,日常談話不能提到這件事,更不用說對這個事件進行學術研究了。然而,在解嚴以後,一切曾經被壓抑的,都開始恢復其原本的發言權。在此情況下,二二八也逐漸成為一個熱門的公共議題,不僅有很多國內外的文章和專書開始回憶、討論這個事件,同時在台灣也開始有學者對「二二八事件」進行比較嚴肅的學術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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